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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:气候紧急状况致南部非洲4500万人面临饥饿

  对李陀而言,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文化的民主化(或大众化)进程的加快。他回溯了19世纪那个文化仍然具有阶层属性的世纪。他说:“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,休闲娱乐是少数人的特权。如果看19世纪的小说,那个时候旅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;高等教育还有读博士也是上层阶级的事情,文学写作也是贵族的事情。”但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,这一切都平民化普及化了,至少成了中产阶级和富人共享的一个文化特权。这也是文化民主化的积极一面,譬如文化面前人人平等、网络世界的写作平等。

  李陀更忧心文化大众化的后果,即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。在二战以后,特别是在全球化以后,“文化的民主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给利用了。”李陀认为消费主义模糊了经济和文化的边界,每一种文化都成了商品。而这一切,中国比美国走得还彻底。类似于电影背后的文化工业化,李陀觉得中国也已经出现“文学工业”。“现在中国开始出现了文学工业。就是一条龙,写作的管写作,编辑的管编辑,出版的管出版。小说写作也开始像电影制作那样被生产化。”李陀说。

  李陀描述了这个场景,他指出:“生活已经完全被扭曲,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掉入了消费主义的时间里。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变得有一种非人性质。因为我们自己现在被消费了,不是我们在消费手机,是手机在消费我们。”

  相较于其他文章体裁,屠岸一直偏爱写诗,古体诗、现代诗统统包揽。

  屠岸上世纪40年代初正式从事诗歌创作,收在《深秋有如初春——屠岸诗选》中那首写于1941年的《参与商》,是今天能见到的他第一首新诗。诗歌评论家骆寒超认为,屠岸是从40年代迄今这一长段新诗史的见证人。

  记者早前专访他时,屠岸透露自己床头习惯性地放着纸笔,只要有灵感,就会随手记下来,“说不定,第二天兴致来了,就能写出一首好的作品”。

  屠岸曾说过,诗歌对自己来说,是“安身立命之本”。他一直保持一个习惯,吟诵着诗歌入睡。在他看来,无论是中国的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,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、华兹华斯、济慈,都是对自己生命的慰藉与激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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